我叫郑阿黑，是湖州市吴兴区织西社区居委会副主任。这个名字在我们这地方也算是有点名气——村里、镇上的人大多认识我，晓得有这么一个像黑炭一样的阿黑，干治保干了40年啦。
　　我工作后不久，曾经想过改名字。镇里一个老领导听说了，赶紧劝我说：“改不得，改不得！大家都知道阿黑，都信任阿黑，你这一改，村里人不喜欢呢。”我听听也是，“阿黑”伴随我近60年了，那段苦涩的如同茶叶渣一般的童年岁月，那段火热的不知天高地厚干劲十足的青年时光……
　　今年8月，我作为全省惟一一名治保干部代表去了北京，参加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模代表大会，一大堆人当中，大伙就是能轻松地把我找出来——“你就是阿黑啊，真是人如其名！”藏也藏不住。

    阿黑应该不是我父母给起的名。我很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一手把我带大的。那辰光，家里是真穷啊！奶奶顾着生计，哪有时间管我？我从小就在野地里跑，皮肤被太阳晒得褪了一层又一层，越来越黑。村里人都叫我阿黑，渐渐也就叫开了。
　　从小我就个子大，力气大，脾气倔。事情要么不做，做了就一定要做得最好，不让别人笑话。伙伴们从不敢小瞧我，村里的大人也说：阿黑这小子，不简单。
　　16岁那年，太湖农场把一项“大任务”交给我，让我负责100多台插秧机的安全。这是我第一次干与治保相关的工作。
　　上世纪50年代末，谁见过插秧机啊？每一台都价值不菲，出不得一点差错，可农场主就是相信我这个未成年的小伙子，凭啥？除了个子大气力大，就是办事牢靠。于是，16岁我就拿了全劳力工分——10分，奶奶因此减轻了不少负担。
　　由于工作积极，思想表现好，19岁时我有机会去当兵。当年，我在新兵里头也算是出色的，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格，部队领导也信任我，多次让我代表新兵团在大会上发言。可惜1年后，1964年，我因为腿疮不得不告别了短暂的军旅生活，回到了织里村。
　　20岁那年，我所在的姚家田大队进行村干部选举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每个村民都发到一张小纸条，写下自己中意的候选人。结果，退伍回来的我高票当选为大队民兵连长、治保主任、调解主任。
　　我当时很高兴，年纪轻轻就被大伙委以重任，便下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。没想到一干就是40年，把其中的苦乐滋味都尝了个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每年调解的纠纷都在100起左右，也算是看尽了世间百态，尝尽了人情冷暖。
　　
　　说实在的，农村的治保主任算不得干部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村民间的润滑剂、和事佬，是最苦、最遭骂的，弄不好还要挨打。有句话叫“老百姓，百条心”，一碗水稍微端不平，就会有人说闲话，骂你“一定是吃好了、拿好了，才这么处理”，甚至出现被人冤枉报复的闹心事。真是委屈得不得了。
　　那时候，当干部不拿工钱，只能抵工分，偶尔去镇上开会，才能拿1毛钱的补贴，日子过得很艰苦。我就靠自留地里种点东西贴补贴补。1966年，我种了三分地百合，刚长出10公分的嫩芽，一夜之间就被人折断了芽头。还有一次，家里养的一头猪被人活活毒死了。
　　这些事情谁做的，我心里多少有数，但我对来查案的派出所民警说，算了，别查下去了。不是不心疼，而是我要反思自己，是不是因为年轻气盛缺乏经验，在处理问题时“不知道方法”，伤害到了别人。
　　经历过那些委屈后，我反而更注意方式方法了。我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今天处理了你的事情，发现你不服气，晚上一定要去“家访”，和你好好说道说道，直到你心里通畅了为止。
　　调解纠纷就像办一个案子，一定要事先将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，经过调查才有发言权，才能把情、理、法都说透，说得当事人心服口服。同时，处理问题也要成熟，不成熟等于没有处理。
　　渐渐的，大家都信任我了。村里人都说我办事公道，还有人说我是“村里的黑包公”，喜欢找我“打官司”。
　　前几天，一名外地老年妇女找到我，说是给厂里烧饭，老板却不给工钱。我给了她100元作为回家的路费，让她把家里电话留给我，等我把工钱要回来再打电话给她。有人问：“这好像不是你的事情么？”我说，这也是不安定因素啊，当干部的吃的是“良心饭”，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总不能光拿工资吃干饭。
　　没有“德”，这个干部是当不久的。
　　
　　当治保干部的，什么都要管，有家长里短的琐事，有影响稳定的大事，还有协助公安破案等等。有些事情看起来简单，可处理起来却很费劲，好几次连年夜饭也吃不上。
　　有一年，村里的两兄弟打架，其中一个脾脏被打破了，可要是让另一个蹲监狱又不合情理，他们的老母亲更是不忍心啊。我忙了一个多月，有时好言相劝，有时严厉批评，去完这家到那家，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晚上，兄弟俩总算达成调解协议，握手言和。走在回家的路上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我晓得家里人一定要抱怨了，大年三十却在忙别人的事。可是，谁让我当着这小干部呢？
　　除了调解纠纷，我也协助派出所管村里的治安。我当治保干部不久，就亲手抓了一名凶手。我记得那是一个小个子，我这大个子起了很好的威慑作用。
　　到现在，派出所一有什么问题就会打电话给我，半夜三更都打。他们知道，我对这块业务熟悉，不但熟悉人，也熟悉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前不久，晚上12点，派出所打电话给我，说两家人为儿女的婚姻问题大吵特吵，要我去当“娘舅”劝劝，我立马就去好说歹说，总算把事儿给摆平了。今天，我又到派出所帮忙处理两名外来生意人的纠纷，那个不肯善罢甘休的东北人听了我的话后说：“行，就卖大哥你的面子了！”
　　我还在村里搞了护村队，从1992年开始就聘请7名身体健壮的村民担任队员，我当队长，每天晚上带着队员进行夜间巡逻。2004年，这支队伍归派出所直接管理，我晚上才空闲一点。
　　风风雨雨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，每天就为这些琐事忙，生活过得艰苦，工作也很艰苦。家里人常常问我，你这么做，究竟得到了什么？我说，这人要是老计算得到了什么，工作也就没法开展了。

　　假如有人问我，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，还干不干这一行？我一定会回答“还干”！对这我还是有乐趣，有感情的，乐趣在于成功调解了一件又一件纠纷，翻脸的又和好了。这40年里，究竟调解了多少纠纷，我实在说不清爽了。但是，我们织里村从来没有一起矛盾因为处理不好，而上交到镇里、区里、市里的。
　　不少欣慰是村民给我的。村里有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，耳聋眼花，也常闹小孩子脾气。有一年大年初一，老人一定要吃还未煮熟的汤圆，女儿不让，他就认为女儿女婿不孝、虐待他，拿着麻绳就要上吊。
　　他女儿找到了我，当时我正在家里招待朋友，二话没说就往老人家里赶，像哄孩子一般哄着老人。直到吃过午饭，老人的情绪才平稳下来。其实，他们家我已经去过20多次，每次都因为老人闹脾气。前年，老人去世前一定要家人把我叫去，他那双瘦弱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，然后合上眼睛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
　　最高兴的莫过于，看到吵着分手的夫妻言归于好，闹翻的邻居握手言和。有一天，一对年轻夫妇到村里找我，男青年小张对我说：“阿黑伯伯，请您陪我们去镇里办离婚手续吧，我们把条件都谈好了。”我一看这情形不对啊，好好的夫妻为何闹离婚，一问原来是男方父母嫌媳妇一连生了两个女儿，断了张家的香火。我一听就立马通知小张的父亲到村里来，好好地把道理讲讲，讲得这位父亲连声说：“惭愧，惭愧！”这婚也就不离了。
　　这40年来，比较艰难的一次调解也发生在村民之间。他们是邻居，曾经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有一天却因为醉酒再加上生意纠纷打了起来，其中一个受伤较重的当事人的娘舅就在派出所当所长。
　　本来事情可以简单地处理，交给法律就行了。可是他们是邻居，其中一方每天都要经过另一方的家门口，以后矛盾肯定要激化，反而会惹出更多麻烦。为这事，我忙了好长时间，有时候在派出所所长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。好几个月以后，双方总算答应调解解决。现在他们的关系很好，双方还开了一个“团结会”。
　　我这大半辈子就伴随着这些事情过去了，处理过赔偿数额达10万元的大案子，也有芝麻绿豆的小事情。我深深明白，一个地方矛盾处理不好，就会不安定，经济也没法搞上去。这几年，这个道理深入人心，我的治保工作也渐渐好做起来。

　　一个月前，领导告诉我，我去北京参加英模代表大会的事上级批了。我高兴死了，可以代表全省的治保干部去北京，真是觉得越来越有干劲。大伙也都为我高兴：“阿黑，你可以到北京看到总书记了，许多人连做梦都梦不到哪！”是啊，我做了40年，钱是没有，荣誉却接踵而来。
　　记得当治保干部的第二年，我就参加了“吴兴县积极分子代表”大会。大会开了3天3夜，好不热闹啊，代表都戴着大红花，还有人唱戏给我们看。之后，我获得过省司法厅授予的自1979年以来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、为维护基层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的荣誉证书和奖章，还有省政府授予的优秀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等等。其实，我做的都是小事，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过我，给了我很高的荣誉。
　　我快60岁了，按道理今年该从治保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了。这阵子，我一直为这件事发愁，我舍不得这个工作啊。如果一下子让我退休，我会非常非常不习惯的。我多么想继续留在村里，每天快乐地为治保工作奔波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让我做一名义务护村队员和调解员吧，我这辈子是不打算离不开这个行当了。